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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鸿伟的新闻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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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直接过渡区”的新长征》(2006年)  

2010-05-15 23:54:08|  分类: 中国国内报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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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绕着云南边境,一直以来居住着景颇、傈僳、独龙、布朗和基诺族等少数民族,他们和他们生活的地区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被称为“直接过渡区”。50多年来,这些地区的人口已经从解放初期的66万增加到如今的120余万。
 
                                                     “直接过渡区”的新长征

                          

                                                                                   —— 来自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报告


                                                                记者   尹鸿伟   发自  云南     
                 

 

     “很希望有一头自己的耕牛,如果有人愿意帮助我们。”2006年春,在中缅边境云南省德宏州潞西市西山乡弄丙上寨,雷木变小声地说,“我们现在没有生产工具,也没有生产垫本,想要重新盖房子,更是不可能了。”

               《“直接过渡区”的新长征》(2006年) - 尹鸿伟记者 - 尹鸿伟的新闻博客
    

     这位40岁的景颇族母亲站在山坡上低矮破旧的茅草屋前,身后的竹篱笆墙上贴着各种流行歌星和影星的大图片,显示着山外的文化已经进入这里。她说:“是我女儿贴的,我也喜欢这些明星。”
      环绕着云南边境,一直以来居住着景颇、傈僳、独龙、布朗和基诺族等少数民族,他们和他们生活
的地区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被称为“直接过渡区”(以下简称直过区)。50多年来,这些地区的人口已经从解放初期的66万增加到如今的120余万。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元辅说:“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直过区’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在全国把建设小康社会当作目标的现时期,党和政府应该给予这些地区继续的关心。”
                         

                                                                           民族工作队
                         
   

    “不仅仅是普通群众,现在包括许多领导干部对于‘直过区’的历史形成原因都不了解。”王元辅说,“这就造成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很难得到帮助,更难得到解放初期那样的特殊帮助。”
       “和许多人一样,我们把一生都奉献给党和祖国,奉献给边疆。”现年77岁的梁永励老人已经离休多年,现居住在德宏州潞西市,尽管年事已高,但身体仍然硬朗,嗓音洪亮,“我并不后悔,我觉得自己的人生
很有意义,特别是参加‘民族工作队’的经历。”
       原籍云南省内地峨山县的梁永励老人1952年进入云南民族学院上学,几个月后和许多同学一起被省里以“实习”的理由动员参加了民族工作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后来到了潞西市西山乡,“没想到一来就是一辈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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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最主要的工作目的是疏通民族关系,代表统治阶级向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赔不是,因为国民党统治时期汉人对他们的欺压很严重,民族隔阂非常深。”梁永励老人说,“我当时被任命为工作小组长,我们的任务首先是做好事,其次是与少数民族群众同劳动,然后教他们学习文化,最后帮助他们发展生产。”
         德宏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常锁介绍,当时“直过区”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原始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许多陈规陋习严重阻碍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从1952年开始,国家民委就开始从内地及云南省各级机关、院校抽调人员组成“民族工作队”及派遣教师、医生、农林牧等各方面的科技人员组成工作组进驻包括“直过区”在内的边疆地区,通过做好事、交朋友
和联系群众,团结争取民族上层和调解民族纠纷等工作,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在那些日子里,民族工作队都是自己带着柴米油盐,不给少数民族群众增加负担,特别是女工作队员们还要特殊帮助当地妇女,“为婴儿洗澡也成为光荣的任务”。从1956年至1964年,国家专设直接过渡经费4450万元,对“直过区”的生产生活无偿补助和全力扶持,在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方面起到了有效作用,不但使这些地区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了民族平等和让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也使这些地区在经济和文化卫生等方面得到了一定发展。
     “许多医务工作者,甚至被群众们尊称为‘白衣菩萨’。”梁永励老人说,“我们不但做好了其他工作,还带动、培养出大批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心甘情愿让他们成为我们未来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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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年77岁的景颇族老人赵早努便是在解放后,民族工作队来到自己的家乡三台山乡开展工作后才开始加入政府工作的。先是在1952年参加了地方军事组织“潞西民族连队”,后又在乡政府和党委机关工作,最后历任潞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人大主任方退休养老。他说:“那时候上级派来的党员和干部真是好啊,真心实意为我们边疆,为我们少数民族做好事。”
                         

                                                              一个篱笆还得三个桩
                         
    

     原昆明籍民族工作队员,西双版纳州退休老干部李炳奎回忆说:“当时云南省委的领导说‘民族工作队’同‘抗美援朝’同样光荣,特别是汉族干部不仅仅要使本民族得到解放,还应该帮助少数民族兄弟。”
     但这些工作到1958年却停止下来(个别地区为1956年),因为中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
。“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等也被复制到“直过区”,有些地区甚至还进行“民主补课”,甚至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来处理民族问题,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和生产混乱,给发展带来严重困难。
     “就在这一时期,民族工作队基本瓦解和转型。”赵早努老人回忆,“那时候不断外来的政治运动和风波使许多刚刚转变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群众开始对共产党产生了看法,对外来干部产生了抵触,许多人躲进了大山森林,甚至有许多人跑到境外。”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批判“边疆特殊论”和“民族落后论”的荒谬口号下,特别是在所谓的“政治边防建设”等政治行动中,“直过区”的特殊性被否定,特殊政策随即被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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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相关资料显示,仅1958年云南省流向境外人数达到11万多人,其中大多数属于“直过区”群众。王元辅说:“‘大跃进’和‘文革’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使党的民族工作遭到严重挫折,‘直过区’的政策再也没有得到恢复。而现在新形势下,老问题没有解决好,新问题又出现了。”
     由于近年来越南、缅甸等国采取了一系列更优惠的政策推动边境地区发展,同时采用民族语言教学,吸引了大批群众送小孩到境外读书,成为特殊的“小留学生”,有的甚至举家搬到境外,仅1999年以来,已经有4000余人流向境外定居。目前,“边民外流”与“境外政治渗透”、“毒品艾滋病泛滥”、“宗教信仰”和“跨国婚姻”等问题形成了新的云南边境问题。
     由于“直过区”在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历史被后来的人们所忽视,这些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群众,不断被迫再次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与外面的世界
距离越拉越大。王元辅表示,“直过区”的文明历史“有据可查”不过50余年,“让一群只有50年文明的人与有数千年文明的人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共同竞争,显然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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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河州金平县者米乡的拉祜族群众(原称苦聪人)甚至经历了“三进三出”山林的波折,1998年,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令狐安到者米乡看到拉祜族极度贫困的情景,感慨万千乃至潸然泪下。由于得到省委书记的重视,现在者米乡拉祜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
     目前,“直过区”的基层民族干部对当地民族代表及干部选拔、培养问题反应强烈。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布朗族干部反映,在民族地区选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时条件苛刻,不实事求是。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有关人士指出:“为了既照顾民族代表(委员)的比例,又兼顾妇女、非党员等于一身,不少‘直过区’选出来的代表(委员)都没有参政能力,只是‘开开会,举举手’,不能很好地代表‘直过区’民意。”
     德宏州潞西市史志办主任孔志恩出生在“直过区”三台山乡的景颇山寨,他是通过读书才参加工作的。他说:“像我这样的情况并不多,‘直过区’少数民族群众要真正参与到主流社会中难度非常大,尤其现在更加艰难。”思茅市“直过区”的基层民族干部指出,近年来国家招考公务员的门槛越来越高,不分民族,不分地区,采取“一刀切”的办法,使“直过区”当地民族进入干部队
伍行列越来越难,有的地区民族干部已经出现断层。
     现在,听不懂民族语言、不熟悉民族情况和“直过区”情况的外来干部更多地来到“直过区”,由于这类外来干部比例越来越高,当地民族干部已经将其视为“竞争者”,少数民族也不欢迎不懂民族语言的外来干部,逐渐形成了新的隔阂。

                 《“直接过渡区”的新长征》(2006年) - 尹鸿伟记者 - 尹鸿伟的新闻博客
      

     当然,如果仅仅以数字说明问题,西双版纳州似乎已经很领先,1953年建州时,全州民族干部仅占干部总数的2%,到2004年底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57.1%,在县处级以上干部中,少数民族干部占52.9%。但现实的情况是,西双版纳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没有因此而出众,云南省有关人士认为:“让贫困的少数民族走向富裕是一项综合而复杂的工作,仅仅强调哪一方面都不行,俗话说一个篱笆还得三个桩。”
      王元辅说:“20世纪50年代的‘直过区’政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表示,如今对于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社会发育程度低下的“直过区”问题应给予高度重视,并认真加以解决。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魏先忠指出:“如果说内地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目标是实现人均有多少粮食、多少钱的话,对‘直过区’扶持的回报则是维护国家尊严、边疆稳定、守护国土完整。因为‘直过区’群众大多居住在边境一线,把国家的边境守望好了,就是对国家的第一大贡献。”他表示,国家对于“直过区”不能“限期断奶”,而要长期扶持,特别对于一些边境村落,不适宜作搬迁扶持开发,只能是长年扶持开发,鼓励居住。

                         

                                                                       扶上马再送一程 
                         
     

      怒江州目前仍然是云南省最为贫困的地区,其贡山县独龙江乡更是至今未解决温饱。 
      “2005年我去独龙江考察时发现,当地独龙族群众的生产工具与1949年解放初期相比,只有数量上的增加,没有质量上的改变,更谈不上机械化和电气化。”王元辅说。
     在独龙族地区,大部分自然村连碾米机都没有,仍然使用石磨和木碓棒碾粮食。“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娱乐基本靠酒,交通基本靠走”的情况在这些地区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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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潞西市西山乡人大主席何建国认为,“直过区”许多群众的商品意识仍然很弱,对于更多强调个体能力和追求效率的市场经济,很多群众至今无法适应。他说:“经过这么多年的进步,随着外面各种新信息的不断传入,现在少数民族群众们也希望像电视里一样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由于各种因素所限制,他们距离希望总是差距很大。”
      西山乡党委书记贾云山说:“造成‘直过区’与外面差距过大的原因,一是包括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太差,二是教育问题太落后。”他表示,不仅仅是少数民族老人,而且现在还有一部分年轻人连汉话都不会说,所以造成可用的民族干部很少,在西山乡甚至不足10%,而很多出去读书的学生也因为条件差不愿意回来工作。
      西山乡乡长张云科是景颇族,到外面读过中专,当过小学教师,所以对于当地教育和观念问题感受很深。他说:“外面的人也许不知道,我们这里的学生很多是上学后才开始学习汉语和接触普通话,所以开始两三年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这使他们根本无法赶上外面的学生。”
      对于如何解决教学上的语言难题,张云科表示需要大量的“双语教师”,同时最好多开办“学前班”,让少数民族学生至少提前两年学习汉语。他说:“但是这些希望很难实现,因为困难太多了,首先是经济问题,其次还有师资来源。”
      目前,除了少部分“政府工程”、“领导工程”和“样板村庄”外,贫困、落后和封闭是“直过区”的共同特征。
      潞西市三台山乡78岁的德昂族老人段大所在的允欠村第三村民小组由于得到政府的帮助,从山上搬到山下公路边,除了住上崭新、宽敞的房屋,还用上了沼气,生产、生活都得到极大的方便和改善。

      《“直接过渡区”的新长征》(2006年) - 尹鸿伟记者 - 尹鸿伟的新闻博客
    

      对于段大老人以及其他26户人家的“好运气”,仍然居住在山上的其他少数民族群众非常羡慕。三台山德昂族副乡长赵腊卓却说:“作为地方政府,我们根本没有能力让所有人都过上段大老人的日子,很多地方的饮水和交通等基础建设问题还是首要工作,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很弱,所以我们希望外面能提供帮助。”
      在大多数“直过区”的发展建设中,目前除了政府的努力外,基本见不到来自民间的力量,也几乎没有NGO的扶贫身影。德宏州一名官员说:“照理只要是来帮助的,我们都应该欢迎,但是现在民间的力量很难介入‘直过区’。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除了缺乏必要的工作渠道外,还包括政治上的考虑。”
     王元辅表示:“很多情况已经说明,‘直过区’群众的思想意识、生产水平等各方面都无法与外面相提并论,所以我建议国家必须对这些少数民族群众实行‘扶上马,再送一程’的特殊政策。”
                         

                                                                      边疆稳定的关键
                         
      

     由于受诸多不利因素制约,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仍比较多。“直过区”的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至今仍然是云南省贫困人口最集中、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多数农户居住在茅草房或危房内,少数人还过着衣不蔽体、人畜混居的生活。饮水困难、不通电不通公路、不通广播电视屡见不鲜,乡、村医疗条件差,缺衣少药。多数地方以路为市,或赶传统的“草皮街”。
     据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均受教育限为5.8年,云南只有4.6年,有的少数民族还不到2年。景颇、拉祜、佤、苗、瑶、傈僳、哈尼、布朗、德昂和阿昌等10个民族以及彝族、壮族的后进支系教育发展极其落后,校舍简陋,办学条件差,许多儿童入不了学,已入学的存在着“一年多,一年少,三年四年不见了”的现象,中途辍学率高。

          《“直接过渡区”的新长征》(2006年) - 尹鸿伟记者 - 尹鸿伟的新闻博客
      

     2005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分组讨论会上,云南籍全国政协委员杨谊群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请求中央重新研究恢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行的对云南部分少数民族“直接过渡区”的特殊政策,逐步缩小这些地区社会经济与全国的差距。
     而梁永励和赵早努两位老人则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即使制定了好政策也必须有人来执行,而现在愿意全心全意为边疆服务的干部太难找了。”
    “除了孩子们读不了书,如何读书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缺乏相关的‘双语’师资力量和教材,目前学校里都是采用汉语教育。”德宏州一名出身“直过区”的少数民族官员说,“比如我的孩子在城里长大,就不愿意学民族语言,只愿意说汉语。”他表示,目前除了还有少数民族群众不会说汉语外,同样有许多年轻人不会说自己的民族语言,也不再喜欢穿自己的民族服饰,这样的情况在经济条件稍好,靠近城镇的地区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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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名官员认为:“政府要注意不能好心办坏事,在帮助‘直过区’少数民族进步、发展的同时,他们如何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特有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也是一个严肃的课题。”
     2005年底,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牵头,与省民委、省扶贫办和“直过区”的各地州市、县的相关部门合作,把有“直过区”的24个县分为5个片组进行调研,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最终完成了《云南民族“直过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报告》。
     王元辅说:“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而没有‘直过区’的小康就没有云南的小康,这是数任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的问题。从建国以来党的执政经验教训来看,一旦不能正确认识‘直过区’的特殊性,处理不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政策失误将直接影响到边疆稳定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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