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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鸿伟的新闻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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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西部开发10年系列(下篇):《西部:产业承接与发展忧虑》(2010年)  

2010-05-26 15:13:46|  分类: 中国国内报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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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先还不要考虑东部企业是否愿意到西部来,就是真的来了,就西部现在的情况而言,能不能正常承接和消化都还是一个大问题。西部要顺利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并非国内官方媒体理论宣传中的“从右手传给左手”,“先富裕起来的东部去帮助仍然较贫困的西部”那么简单。
                                                

                      西部:产业承接与发展忧虑

                                             
                                           

                            记者 尹鸿伟 发自 重庆、贵阳

 


    近年来,在成本增加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那些曾经被东部引以为自豪,给东部创造过巨额财富的企业家和工厂向西转移,似乎已经成为一条必由之路。    “一直相对贫困、落后的西部渴望发展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众所周知靠西部自身的力量肯定不行,或者说非常缓慢。”重庆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与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秀模说,“现在,合理利用好自身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已经成为西部的发展机遇,但是这样的过程里也充满了危机与风险。”

 

                                  西部发展的拐点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能够称雄于天下,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产业升级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    “现在,历史将再度重演,企业家们将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再度考虑搬迁,广袤的中国西部地区就成为了最佳的去处了。”贵州省的一名经济官员告诉记者,“下一步,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将会出现高歌猛进的发展浪潮,原因就是东部企业的梯度转移所致,哪里经济交流活跃了,哪里就会有飞速的发展。”

    西部地区的配合行动已可以见到。此前,由于贵州铁路标准低,周边省区市都不希望经过贵州,全国铁路大提速也甩掉了贵州,加速了它的边缘化。为此,贵州省千方百计争取了贵阳至广州3个小时左右的快速铁路项目,预计2012年建成。

    “贵广快速铁路通了后,局面就全打开了。将来贵阳至广州、贵阳至昆明快速铁路和已建成的昆曼国际公路连接在一起,将形成一条连接泛珠三角地区和东盟的国际旅游大通道。” 上述官员表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大通道将缩短贵州与珠江三角洲的时空距离,也将改变贵州与东南亚的联系,贵州发展将从‘被边缘化’变为‘左右逢源’,自身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这样,东部企业也愿意来了,贵州的劳动力也就不用出远门打工了。”

    “中国的西部开发一直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开发战略,而现在西部地区发展的拐点已经到来。无论是重庆、四川,还是贵州、陕西,所有的西部地方政府都在考虑着发展的途径,其中如何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或者说能够在中间分一杯羹已经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已经在各地区之间形成了竞争。”王秀模说,“未来一段时期里,西部地区很可能会像20年前的东部一样出现爆发式增长,在这个黄金期里,无论是西部地区还是转移过来的企业都将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

    他表示,西部的发展路径不可能完全按照以前东部的方式进行,因为地理、历史条件和各方面的政策情况都不一样,结合西部的优势,更适合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前者是因为当地劳动力比较丰富,后者是因为对运输量的要求不高;西部内陆地区距离出海口较远,发展依靠陆路和水路运输的加工贸易先天不足,必须发展以航空物\流为依托的加工贸易。

    “比如原来东部的各种玩具、服装厂和电子元件厂很适合搬到西部,而一些生产重型机械的企业就不应该来了,顶多搬到中部地区就可以。”他说。

    在重庆的主城区之一的沙坪坝,已经建成一个“西永微电子产业园”,一排排整齐的厂房和进出不息的运输车显示出该地区的活跃。由于由于惠普、富士康、思科等著名企业从东部搬迁而至,原本冷清的重庆国际航空货运将不断增加。这些企业的产品将被运往欧美、亚太地区等全球30多个电子产品分拨点,大大提高重庆国际航空货量,并有可能克隆出又一个“上海航运模式”。

    “各种综合因素交织在一起,其力量是无比巨大的,西部曾经的劣势已经慢慢转变成了发展的优势。”王秀模说,“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东部企业向西部转移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正常阶段,也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相符。”

 

                                  西部能承接吗?

 

    “众所周知贵州是国家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基地,但看看东部沿海地区那些乌黑的河流和肮脏的海岸,以及各种巨大的垃圾场,我们很害怕在得到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牺牲了环境,那样西部的发展将得不偿失。”贵州省的一名经济官员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发展路径也充满了忧虑。”

    贵州省省长林树森表示,“贵州最大的优势就是到现在还没受什么污染”,要加快改善当地交通物\流、水利等基础条件,充分发挥生态保存良好的优势。

    他认为,对于高耗能产业,从贵州的特殊省情出发,如果该产品生产的单位能耗能达到行业先进水平甚至平均水平,在贵州生产就是贵州的优势;比如贵州铝土矿丰富,又有电力优势,只要电解槽生产水平比较高,贵州生产电解铝就有竞争力,“但对污染企业是绝对不能开口子,这是一条时刻警惕的‘高压线’”。

    重庆社会科学院的学者王秀模说:“中央必须注意全国产业布局的合理性,要在政府导向和市场经济之间发挥正常作用。比如在东部已经比较成熟的产业,就不应该鼓励搬到西部,如果是企业自己的原因要搬,那么就不能让其享受国家的西部政策优惠。”

    “不可以把重污染、重耗能、重耗资源的企业搬到西部,不能把东部不要的企业淘汰给西部。”他说,“西部许多地方政府的观念不一样,由于穷的政府想要钱,富的政府还想要政绩,所以他们对企业的投资、生产情况总是网开一面,甚至帮助掩盖真相,目的是求得企业在当地落脚,这样的例子在西部许多地方已经屡见不鲜。”

    王秀模透露,作为一名长期研究企业和经济的学者,自己也被经常邀请参加西部地区各种投资研讨会,他也不断对一些存在污染可能性的投资项目提出意见,但是很少被采纳,“一些政府官员总是说一套,做一套”。但是他也承认其中有一个“发展的悖论”:“如果西部对企业环保投入的要求和东部一样严格,那么企业肯定没有必要跑到西部来了,它不如就在原地加大环保投入继续生产。”

    他建议,对于在西部新落脚的大项目,中央政府不能完全缺位,必须要实施监督与协调,尤其对于产业政策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一年一微调,五年一大调”,而不是长期不变,甚至一成不变,真正体现出“政府为企业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

    当然,西部未来的发展并不能完全寄托于对东部产业的承接,其不但需要挖掘传统产业的潜力,更需要培育新兴产业一起支撑地方的经济发展。以重庆市为例,其目前汽车摩托业、装备制造业等主要六大产业中有五个是传统的老工业基础,仅有电子信息技术是新进的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显然后者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的发展要求。

    “连基础较好,被中央定位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重庆都是这样的情况,如果再提到贵州、甘肃和宁夏等省区,显然困难会更多。”王秀模说,“事实上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承接东部产业做得早、做得好的地方只有广西,其不但有地缘优势,更在于它对形势发展把握得很准确,也实实在在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而对比西部其他地区,很多地方政府的工作还停留在政治口号上,并没有完全弄清楚东部发生了什么问题,更没有认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情况很让人忧虑。”

    他表示,目前先还不要考虑东部企业是否愿意到西部来,就是真的来了,就西部现在的情况而言,能不能正常承接和消化都还是一个大问题。

    台湾的《工商时报》在关注内地台商动向时认为,按照中央规划,是希望能有部分出口企业往中西部移转,不过由于运输费将大幅提高,且兴建新厂房的投资要好几年才能回收,在缺乏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实际前往内陆投资的大型投资案仍乏善可陈。

    另外,西部的一些现实情况其实比想象中复杂。一名台湾商人曾经考虑要到贵州省的一个县里建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决定放弃了,他对贵州省的新闻记者表示:“一是当地人喝酒太厉害了,如果自己不陪喝酒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二是当地政府的办事效率太低了,而且当中官员的腐败行为也很严重。”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西部的一座大城市里,一名港商向香港媒体抱怨:“我在深圳投资建工厂,10年里只找过一次市长;但在西部投资建厂仅一年,我已经找了10次市长。虽然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可以感受到西部地区的政府工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很混乱。”

    种种情况的存在也令今天的西部地区很尴尬,事实上已经有一种规律被发现:政府管理过多的地方往往经济都很落后,而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当地政府越是认为自己应该加强管理。

    重庆大学的经济学者蒲勇健说:“在西部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政策制定上,真正的学者对它的影响几乎为零,所呈现出来的很多是御用学者和政府官员一起急于追求政绩的行为。”而且,“一些官员始终把每一次经济活动都当成个人赚钱的机会,这样的情况一直普遍存在”。

 

                                    东南亚的竞争

 

    现在,东部企业需要转移,西部地区愿意承接,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道理,尤其在西部一些地区,当地人已经有了一种“舍我其谁”的观念,总认为东部企业要继续生存,早晚必须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西部的人们还把观念停留在这样的层面,实在是不应该了。”贵州省的一名经济官员说,“地球上不仅仅有中国,还有其它许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人能够做的事情,别人也应该能够做。远的不说,仅我曾经去工作考察过的东南亚地区,一些贫穷国家的招商引资竞争力同样令人吃惊。”

    的确,无论是在越南、柬埔寨还是在菲律宾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大量与中国东部地区相类似的工厂,当地工人每天都在忙碌地生产着和中国工厂里一样的产品,那些产品同样马上被分运到世界各地销售,而且企业主往往还和中国的工厂是同一个人。如果要说有什么不一样,那么就是当地工人的工资普遍比中国低,以柬埔寨首都金边附近的许多外资工厂为例,当地工人的的月工资大多介于70-90美元之间,仅为目前中国珠三角地区工厂工人的1/3左右。

    在中国开办制衣厂近20年的台湾商人郑先生就表示,对比中国内地,柬埔寨不但工人的工资很低,土地使用方面的优惠政策也很多,所以大约在2005年他就在柬埔寨开办了新的制衣厂,把中国的生产任务转了一部分过去。他说:“目前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投资条件相比各有利弊,比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比较好,各种政府服务也相对规范,而东南亚国家的土地、人工费比较低,而且东南亚国家对于外来投资更加渴望,国内也没有具备竞争力的企业。”

    他认为,中国国内许多人都认为东部的工厂必须搬到西部才有出路,似乎忘记了还有东南亚,还有地球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可以供商人们选择,“商人肯定是要把追逐利润放在首要考虑,目前许多台湾商人都还同时多处办厂,还没有把工厂全部搬出中国的想法,但是以后就不一定了”。

    事实上,东南亚许多国家都不愿意中国产品的大肆进入,因为将对本地产品造成严重冲击,但是如果有企业去当地投资建厂,他们却非常欢迎,后者对于本国经济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劳动力就业问题都会有很大帮助。

    郑先生还表示,中国和东南亚两个地区也有共同的负面问题,尤其是腐败问题和政府部门工作效率很低,和工厂里生产的产品必须走向全球化竞争的要求不相适应,“而且中国西部地区的情况比东部更糟糕”。言下之意,即便在这种不堪言说的竞争层面,中国西部也没有明显强于东南亚的地方。

    一方面是外部的竞争态势不能忽视,另一方面则是国内的许多现实问题需要克服,即西部要顺利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并非国内官方媒体理论宣传中的“从右手传给左手”,“先富裕起来的东部去帮助仍然较贫困的西部”那么简单。

    王秀模说:“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与国家开发西部的规划有直接关系,开发西部的战略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具体运作中在重视‘大’开发的同时也要重视‘限’开发,要限制浪费资源和过度对可储备资源的开发,限制破坏生态环境的开发,限制不利于当地人民群众致富的开发。”

    他强调,切不可将“大”开发变形为“快”开发、“乱”开发,在“大”开发与“限”开发之间应该有合理的科学发展尺度。一些西部开发的政策总是在执行中被扭曲,甚至在西部各地区间出现恶性竞争,非但各自资源和优势没有被有效使用,反而出现了一些不适宜西部发展的项目。

    “西部必须尽快形成与外界竞争的综合实力,但目前的一些发展思路还需要商榷,比如花重金大规模引进人才的问题,并不如大力培养本地人才。”王秀模说,“这样不但价格低,而且留得住人。各级政府应该注意对西部投入培养人才的经费,尤其是技术型教育工作必须迅速提升,以适应未来西部产业发展的需要。总之,今后的西部只应该吸引稀缺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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