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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鸿伟的新闻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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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公车上访”背后的考量》(2011年)  

2011-01-16 05:44:57|  分类: 中国国内报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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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包括警察、法官等各行各业的人都不断出现上访行为,甚至一半以上的国家公务员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因为在现实权力层级中,所有人的命运都是被上面一级决定的,“既然没有公平制度存在,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公务员、官员自身遭遇问题时同样无力挣扎”。

                                                              “公车上访”背后的考量
                                      

                                                                                        尹鸿伟 


         一位89岁高龄的离休老人,除了每天坚持锻炼身体,还时时关心着天下的大事,以及身边的小事。他表示现在国家不但能够产出足够粮食以填饱民众肚子,而且已经让一部分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民众利益问题上巧取豪夺,一些官员在工作方式上为所欲为,一举一动则令人担忧。
         杨维骏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其出生于1922年3月,很早就参加到了国家民主运动中,1945年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几次险遭特务暗杀,为此曾经流亡滇西和上海等地。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还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98年方正式离休。
         2010年12月17日,他因“乘坐公车为昆明市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上访”而迅速被公众所知晓。长期关注中国现实体制的四川大学教授赵建伟认为,与草根民众自行上访不一样,杨维骏本身是与权力机关有关系的人,他能够公开站出来协助民意通道,而不仅在背后暗中支持,无论品格和行为都令人感慨。其背后折射的制度问题更让人深思。

                                      《“公车上访”背后的考量》(2011年) - 尹鸿伟记者 - 尹鸿伟的新闻博客

                                      (89岁高龄的杨维骏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尹鸿伟/摄)

                                                                                      带领上访


         “无论新中国成立前、成立后,也无论以前上班,还是离休后,我都是闲不住的人,也由于自己是民主党派身份,所以对‘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权利与义务也非常珍惜。”杨维骏说,“我曾经做过许多事情,既对党政干部提建议,也为普通群众反映问题,所以在那天听到有人反映昆明市在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冬天到了安置房却没有下落,却对农民利益置之不理的情况,我就决定要管管这个事情。”
         12月17日,杨维骏从云南省政协要了一辆小车和一名工作人员,去到昆明市西山区下辖的韩家湾村,现场了解了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1700亩耕地要被征用,房屋在年初已被限期拆除,村民曾去过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政协、市区政府上访过80多次,但事情毫无进展等情况,遂让陪同的工作人员拍照留证。
         “看到农民的惨状,当时我很难过,于是决定带他们去反映情况,因为我是政协的老干部,了解政协信访办有此方面的工作职能,于是先去了政协。”杨维骏说,“我很清楚如果没有我在前面带路,农民们肯定连大门都进不了,因为那里由武警守卫。农民的两辆车顺利地跟着我的车进到了省政协大院,意外的是那天信访办的办公室门开着,却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后来我估计是有人提前‘走漏了我要带农民前往’的风声。”
         随后,他又带着12名失地农民代表去到市内一家宾馆,因为中央巡视组的工作人员正在那里驻地办公,不巧当时巡视组的人都不在;再随后,他们一行又去了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但是情况都没有得到顺利的答复和解决,对方只说会调查处理。
         “上访”发生后的第二天,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长、副处长来到杨维骏家中,就其带领村民上访问题辩论了2个多小时。该处长表示,杨不该以省政协原副主席的身份,乘坐政协的公车带上访农民进入省政协大院,认为农民有冤屈应走正常渠道反映问题。
         “这些农民之前走的渠道还少吗,但是没有哪条走得通,更何况我和他们一起反映情况就属于不正常了吗?” 杨维骏说,“我让处长拿出我不能参与反映情况的政策法规来,如果没有就不是我做错了,而是他和他背后的领导对我的指责错了。当然,我知道他们根本拿不出这样的规定。”
         他表示:“那天我也生气了,质问处长国家哪一条规定说了老干部不能用公车来调研,包括反映情况?难道公车只能用来吃喝玩乐?只能用来游山玩水?我作为省政协离休的副主席,难道就不能帮助群众反映问题?”
         后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杜筑华约见了杨维骏,承诺会进行调查,并将与昆明市有关部门协调后作出答复。
         “我一直会盯着这件事情的进展,不愿意被别人忽悠,没有具体的说法或结果肯定不行。”杨维骏说,“我的初衷不是要制造麻烦,而是要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
         而在云南本土的一些现任官员看来,杨维骏的行为很难产生什么具体效果,更具有强烈行为艺术的意味,不过问题不在于他身上,而在于现实中不便明说的制度设置与利益格局。有人甚至认为,目前所谓“上访正常渠道”的制度设置,有时候更像是在铜墙铁壁上画出的一扇门。
         无论对于“公车上访”、“为民请命”和“最可爱官员”等外界评价,还是“封口”、“灭口”等恶劣威胁,杨维骏表示都没有太在意,自己关注的是进行正常上访的活动人士不断遭到恐吓和惩处,此举令人心寒。
         杨维骏还举了一些具体事例,比如昆明圆通寺内的“藏经楼”因为历史原因已经破旧不堪,昆明市的主要领导曾经批示必须限期修复,否则将其拆除,“这样的决定明显违反了国家的宗教政策”;虽然有超过20%的住户反对,但昆明市仍然要对昆明医学院附近的一些城市老建筑进行拆除,“这样的情况显然违反政府自己先前的拆迁政策”。随后,他找机会将两件事情一起书面反映给了云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随后昆明市委统战部长、市政协主席都先后征求了他的意见,最终的决定是把两件拆迁工作停下来了。
         “以后这些事情还会不会有反复、变化我不好说,我已经尽力了。”他说,“我最大的感受是,有些地方官员对老百姓压制得太厉害了。很多事情如果有合理的反映渠道,有公平讲理的地方,其实还是能够被改变的,但是如何能够实现这些,则是所有捍卫权利的人士所关心的根源问题。”
         “杨维骏的言行其实都在暗示着政府治理危机已经明显存在,或者说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赵建伟评价说,“最大的危机在于人治与法治之间的徘徊,或者说人始终控制着法。中国法制的背后其实是权力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
         他表示,现在包括警察、法官等各行各业的人都不断出现上访行为,甚至一半以上的国家公务员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因为在现实权力层级中,所有人的命运都是被上面一级决定的,“既然没有公平制度存在,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公务员、官员自身遭遇问题时同样无力挣扎”。

                                                                                         进言仇和


         杨维骏表示,离休后尽管自己不能够直接决定什么事情,但是仍然努力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2010年7月,在认真研究了《现代新昆明建设重点规划征求意见册》(以下简称《新昆明规划》)后,他很快完成了一份“就《现代新昆明建设重点规划》向仇和书记进言”的材料,并通过多种途径送到了云南省、昆明市各种相关部门和领导办公室。
         “仇和书记曾于2008年5月亲临我家中,征询我对昆明市委、市政府及其本人工作的意见。我希望他安排时间和大家探讨如何治理滇池,如何建设现代新昆明,如何转变市政府职能。当时他的一位随从表示‘仇书记最爱听取不同意见’,不过此后杳无音讯。”杨维骏说,“2009年5月,仇和在省委、省政府举行的情况通报会上,号召与会老同志对《现代新昆明建设情况汇报》提出意见。随后我约同两位专家前去呈贡新城实地考察,后来向省委、省政府及仇和本人提出了书面的意见、建议,对呈贡新城建设规划以及《情况汇报》中的若干重大决定提出质疑。此书面意见送上去后,仍然没有得到批示和答复。”
         在这份洋洋洒洒的“进言”中,他针对《新昆明规划》提出了六个方面的疑问和建议:“规划是否符合科学民主决策要求?”、“规划‘一湖四片’和‘一主四辅’的载体指导思想是否有当?”、“规划要不要考虑‘三农’问题?”、“规划为什么只字不提昆明市政府如何转变职能?”、“规划在呈贡新区建高校集中区是一个需要重新认真考虑的大问题”、“规划只描述了建设现代新昆明的蓝图,没有提出为何要这样做,如何去做,要花多少钱,希望加以补充说明”。
         杨维骏表示,云南省农民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三农”问题在全省乃至昆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是一个应加以充分重视的大问题。2009年5月昆明市委向在昆老同志通报《现代新昆明建设情况汇报》时说要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三化”转化“三农”。而这“三化”就是诸如在昆明郊区、呈贡新区等地区,以“公益”性用地为名,低价强行征用农民田地,或归政府使用,或出售给开发商,农民既失地又失业。“省会城市昆明的行动往往影响全省。我很想知道正确答案,这种做法究竟是为了城市发展,还是为了占有农村的土地?”
         “通过以上方式来实现昆明市四城区人口达到700~800万的宏大目标不可能,如果强行之可能给全市带来大灾难。”他表示,由于急切大城市化,而城市的发展,又主要是大建高楼大厦、新式住宅,开发商有利可图,竞相投入所致。一个城市规模的大小,不是任何领导个人可以主观拍板定案的。不经科学民主论证,不遵守法规程序,任意扩大城中村改造范围,强行拆迁,以及任意改变重点商业区,已经引起许多矛盾和民怨,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安定。
         但杨维骏的“进言”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赵建伟认为,虽然一批个性化官员曾经获得了一些喝彩,但是却可能对社会造成严重的误导,即以权力、强力、暴力的人治行径也能为民办一些事情,也能迅速解决一些社会现实难题。“但是所有社会问题都是一个系统的东西,不能指望都以这样的方式去解决。社会需要一个公平的平台,让大家有一个平等说理、较量的地方。”他说,“从许多历史教训、历史书籍中都可以看出,一些所谓的‘清官’同样需要被警惕,他们基本都是人治的典范,一旦被利用,往往贻害无穷,因为他们往往不会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规则,甚至随意破坏制度。”
         他举例说,近年来不断出现一些地方官员带头“骑自行车”、“坐公交车”、“坐中巴车”上下班、视察工作的作秀行为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被刻意宣传,因为这样的行为已经与社会发展需要脱节了,而且也不可能形成制度,“制度可以想办法判定好坏,而个人行为则很复杂,无法简单判断利弊与目的”。

                                                                                         文人风骨


         离休后的杨维骏居住在一处云南省高级别领导集中的别墅区,但是一切都没有影响到他与外界的联系与交流,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其家中会客室正中挂着父亲、滇军名将杨蓁书写的一处碑文拓片,虽然在三岁的时候父亲便遇刺身亡,但是母亲后期的教诲仍然让杨维骏受益终生。
         “父亲生前治军严格,同情普通老百姓等为人与事迹一直影响着我。”他说,“之所以我会形成现在的人生状态,见到不平的事就要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有一位伟大的父亲。”
         “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而应该为社会大众做点有益的事情,那么到死也不会觉得遗憾。”杨维骏表示,许多老同事、老朋友都了解自己,即便在经历了许多政治运动,还没离休的时候自己同样“嫉恶如仇”、“敢讲真话”,因此一直有人威胁说要让他“永远闭嘴”。
         “我只会向真理低头。作为一名已经不在位的干部,为群众做点事情就被如此赞颂其实是悲哀的,只能说现在有的官员真正为民办事,对老百姓的感情变少了。”他说,“到处大拆大建,改造农村等情况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关头,目前的制度需要反思并且尽快改良。有些人、有些事越来越多地把我们这样的老干部逼出来说话,无论如何也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
         2010年,在外地工作的女儿给杨维骏开设了网络博客,把他的观点发表出来和社会分享,其中包括《试探中国民主之路》等思考型的文章,“当然,有一些文章同样会遭到网站屏蔽”。
         “由于一直得不到任何回应,后来我决定把给仇和的‘进言’放在网络博客上,让更多人知道它的内容,让大家一起来关心、讨论这些问题。”他说,“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对于新生事物并不回避,我知道网络的传播力、影响力都非常大,能够在其中获取信息并且发表意见的人非常多。”

                                              《“公车上访”背后的考量》(2011年) - 尹鸿伟记者 - 尹鸿伟的新闻博客

                                   (2010年12月2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有关昆明发展的报道。)(尹鸿伟/摄)

         随着一系列相关事件越来越热烈,杨维骏的举动已经让云南省和昆明市的一些现任官员为之烦恼,不过后者也迅速作出了一些精明的回应。2010年12月27日上午,昆明市委的一名女干部意外敲响了他的家门,给其送来了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上《面向西南开放,担当引领使命——昆明以大开放促大开发纪实》的长篇报道似乎解答了很多“问题”。
         赵建伟认为,在现实社会里,杨维骏的行为不会被正面肯定,但也不会被报复,“冷处理”的可能性最大,因为现在执政者内部也是分层级的,再不能简单地为所欲为,“比如昆明市委送人民日报的行为就很值得玩味,即提醒杨维骏的言行只能代表个人意见,而上级组织是肯定昆明市委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法治的问题不解决,公平的制度不建立,任何个人力量都不可能与单位、与组织力量对抗,更别提背后很可能存在的利益集团。”
         “杨维骏带领农民上访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施均美对新华社表示,老干部是社会的宝贵财富,“老干部帮助群众反映问题无可厚非,我们认为,老干部在熟悉政策和调查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政策落实不到位的向有关部门提出来,同时对群众超出政策范围的利益诉求做好解释疏导工作,这样才能促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赵建伟表示,杨维骏带领农民上访其实只是一个突破口,后面则是对公平、法治制度的呼唤。要避免一些官员继续从被广泛颂扬的个人英雄式的官员身上找到成功的依据。而杨维骏作为知识分子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其文人风骨值得尊重与赞许。
  (梁鸿兴对此文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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